作者：subwolf　回复日期：2008-6-12　16:27:57　
   
　　我看见说文章推荐去了社会频道，还纳闷这些编辑是不是没看我的具体内容
　　原来是删改了的，那么我来补上被删除部分吧
　　
　　类似的事情，中国也发生过，那就是6-4.
　　学生们开始了，但是如何结束呢？没有准备。于是提出了反腐败。但是仅一个反腐败的愿望不能算作议案，学生们甚至无法提出一个贪污犯和他们罪行的列表，更不用说如何打击贪污了。
　　于是政府一边表示支持学生，一边劝学生回去，一边还在打探：你们到底要什么？
　　不好意思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
　　当政府表现出妥协，希望谈判的时候。学生们推选不出代表。在一再督促下，推选出来的代表们带着最高价码出现在政府面前。最后的价码居然是要推翻政府-你和政府谈判如何推翻它？
　　于是最后镇压了。
　　逃出去的民运分子们没有改变什么。他们还是没有一个如何结束的目标，而且不愿意做出任何妥协。民主自由何其伟大，怎么能够妥协让价呢？于是永远前进。
　　从反腐到推翻政府，再到支持藏独台独疆独，反对中国加入WTO，反对中国举办奥运。中国政府说东，民运一定说西。民主派们已经被反中国政府的“民意”束缚了，再无行动自由。
　　代价就是民主人权都成了贬义词。现实中，若有人说你是民主精英，那可不算是表扬。

作者：subwolf 提交日期：2008-6-12 15:15:00   
　　http://subwolf.blog.sohu.com/89911804.html
　　看到有人发文章说韩国牛肉很热闹，为什么国观没有深刻的文字分析。
　　不敢说自己深刻。很简单，韩国不是大国，对它进行深刻分析，价值不大。韩国人自己也许觉得牛肉比天高，但是在我们这些外国人看来，不就是牛肉么？
　　相比之下，最近看的“有一种战犯叫做参谋”，我觉得更有价值。把它引入来对比韩国，可以说明一些问题.
　　
　　参谋战犯这篇文章写了很多内容，这里提取其中两点。
　　1：战争一开始，就要想到如何结束
　　2：民意限制了决策者的行动自由
　　第一个问题，原文写得已经很明白。
　　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，日本人一开战就已经在想如何在有利的情况下结束，而不是准备无限期打下去。
　　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，日本的作战目标一再改变，从满洲国到华北、再到整个中国、然后觉得不可能，又希望蒋介石投降或者议和，但是又宣布不以蒋介石为谈判对象，去扶持了汪伪政权；最后在无法实现占领中国这个目标的情况下，又改变目标，决定去抢东南亚的石油橡胶，袭击美国。
　　战争越打越大，而结束的条件始终不明确，一再改变。最后美国人给了日本一个明确的结束条件：无条件投降。
　　第二个问题则更加有趣。
　　在讨论袭击美国的时候，日本的陆军海军和政府首脑们，已经感觉有些不对味了：打一个中国，打了这么久都没打完；打苏联，被人家干净利落击败。现在要去打美国？
　　所以在那篇文章里，你可以不断看到日本的主战派们表示和平愿望。
　　但是，另外一个现象则是，他们都不敢明确地表示和平愿望。每次你要他签字，或者否决另外一个战争愿望，这些和平鸽们就后退了。
　　为什么呢？
　　因为日本国内已经培养出一种民意，即日本无敌，不可后退等等。这些首脑们不愿意站出来对抗这个民意，总希望那个扭转乾坤的否决不会来自自己，以避免给自己带来利益损失-这里的利益包括名誉和声望。
　　最后？最后日本国就没有扭转乾坤的否决，而是背负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包袱，再去打了美国。
　　
　　再来看韩国的牛肉风波，我们就会看到这两个问题。
　　首先，示威游行甚至自杀的人们，你们准备如何结束这个示威游行呢？
　　总得有一个有利、可行的目标。
　　示威者提出的目标是千奇百怪的。
　　最现实主义的是重开牛肉谈判，但是这不太可行。和美国人谈了这么久，才谈下来一个牛肉协议，马上推翻，以后谁还敢和韩国政府谈判？韩国不是美国或者中国这样的大国，不能玩这种大牌的-尤其是，还是和自己主子闹腾。
　　这个不可行？那么再来一个，有人要求李总统下台。
　　这可以说已经掺杂私利了。问题是，就算李总统下台，问题还是依然存在：到底要不要牛肉协议？
　　如果下台一个政府，政府的外交协议就全部重新审核，那韩国也可以不混了。
　　于是有人抓住了根本：否决韩美自由贸易协定。
　　这的确是根本，问题是，否决了这个协议，对韩国有利么？
　　中国政府在说扩大内需，难道韩国觉得自己的发展也可以靠扩大内需来完成么？
　　到这里，我们可以看出，牛肉示威者的目的差异极大，有反对牛肉问题的、有反对自由贸易的、有反对李总统的。当他们齐声大合唱的时候，要价无限高，也就无法实现。
　　
　　其次，民意限制了决策者的行动自由。
　　要平息风波，那么必须谈判。要谈判，必须妥协。
　　前面已经提到了，示威者目前提出的要求几乎都是不可思议的，那么示威者必须后退，提出一个可接受可行的议案。
　　但是，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，谁敢去要求人民呢？
　　激动起来的人民，不会认可妥协，他们只会要求更高价-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正义而且有力量。喊价越高，就意味着人民和他们的正义、力量越有价值，承认这个价值。胆敢喊低价的，就是在蔑视人民的价值，会被人民唾弃。
　　民意就此挟持了决策者-无论是示威的决策者还是政府的决策者-，让他们失去了行动自由，失去了后退的自由，只能前进。
　　类似的情形，在日本侵华中也一再出现。
　　918事变是军官们自己私下倒腾的，那么当事件发生后，对日本最有利的行为是什么？有很多，其中必须包括严惩-最好是非常轻蔑地杀死-那些策划者。这样才能阻止低级军官们用既成事实来指挥政府。这个问题其实比东北的黑土地更重要。
　　但是谁敢这么做？
　　日本的民意已经激动起来，把这些下级军官当作伟大的爱国者。任何试图惩罚他们的行为，都形成对日本民意的冒犯。
　　不仅如此，在918问题上，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或者欧美政府的任何妥协，也都会被认为是一种降价行为：将日本人的热情、民意、正义等等降价处理给了外国人。
　　那可是卖国。
　　于是日本的决策者失去了自己的行动自由，日本国的战争机器发动起来就停不下来，永远前进，直到最后崩溃掉。
　　韩国示威者的要价，就类似于此。从牛肉重新谈判，到李总统下台，再到否定韩美自由贸易。不知道下一个口号是什么，会不会是要李总统自杀为那些自杀的示威者赔命？
　　
　　　　从反腐到推翻政府，再到支持藏独台独疆独，反对中国加入WTO，反对中国举办奥运。中国政府说东，民运一定说西。民主派们已经被反中国政府的“民意”束缚了，再无行动自由。
　　代价就是民主人权都成了贬义词。现实中，若有人说你是民主精英，那可不算是表扬。
　　
　　看了不太舒服？应该是的。那么再来谈一个还算成功的案例：反家乐福。
　　当人们开始反对法国的时候，中国政府一定喜忧参半。它当然喜欢多一个盟友，但是考虑到这个盟友的冲突、强大和不计后果，忧虑也实在不少。
　　于是政府开始用各种方法试图引导。
　　首先是目标。目标从法国政府道歉转移到了商业企业脑袋上。
　　法国政府代表法国人民，又一个人民。人民如此正义而伟大，所以哪个政府都不敢道歉。
　　相比之下，商业机构只认钱，就好多了。让商业机构明确道歉认输，是一个现实的目标-考虑如何结束。
　　同时，政府的表态是相当温和的。实际上，对于人民而言，可以说是冷淡的。政府那阵子在外交上是谴责，而在内务上是要安定团结等等。这些行为的目的，就是一方面避免站到人民的敌对面；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也要避免让人民更加激动热情，所以要阴阴地泼冷水。
　　最后家乐福在遭到一个周末抵制后，迅速表示：我们没有支持藏独。我们支持中国举办奥运。
　　人民的热情得到了满足。开始之后，结束了。
　　
　　人民要做主人，就不能寄希望于政府。
　　所以，让我们吸收以下经验教训
　　1：开始的时候，就要准备结束
　　2：永远保持行动自由-尤其是后退和妥协的自由

既是时势造英雄，也是英雄造时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