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】日本“帝国主义”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一 43
#在日本看到的各种资料中，对中国的资料一直是赵括最为感兴趣的地方。这里把有关中国大革命，基本上是广东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到抗战爆发的资料做一个整理，看看日本“帝国主义”是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。里面不少资料详细，超过赵括在国内的接触。不少观点以国共以外的第三者，以及中国的对手的角度看过来，确实有新颖的地方。这里重点放在国民党，对共产党做辅助介绍，并非因为我对国共两党有任何观点，而是因为当时共产党作为中国政治势力较弱的一方，不被日本重视，资料相对缺乏。这个系列的资料基本出自讲谈社《中国的历史》第八九卷，朝日新闻社出版《通往太平洋战争之路》，同台经济垦话会出版《近代日本战争史》，作者均为日本各大学教授级别人物，内容可信。其中夹杂一些赵括的感受，也不敢藏私。大家不妨作为一家之言，予以参考。

自从鸦片战争以来，无论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，屡次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。除去割地赔款外，税率不自主使得中国成为各国产品的倾销地，民族工业举步维艰。以1914年为例，贸易逆差达到三亿一千万两。《马关条约》赔款两亿两，《辛丑条约》赔款将近五亿两，按照这个估算每两年中国就要赔出去一个《马关条约》加《辛丑条约》。即使在将来的对外交涉中能够避免割地赔款，不推翻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种种其他限制，中国的振兴显然没有指望。这第一个契机，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。

1914年，中国对外贸易赤字三亿一千万两，到了1915年就跌落到三千五百万两。此后逐年递减，到1919年仅仅为一千六百万两。一目了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欧洲列强忙于战争，丧失了对华物资输出的能力是重要原因。其间虽然伴随着日美对华物资输出的扩大，这毫无疑问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个发展的空间。民族资本首先在纺织，食品，火柴，烟草，染料等行业中兴起。以棉纺企业为例，纱锭数由战前的83万增加到战后的165万，翻了一番。伴随着民族资本的扩大，中国的工人数量也由1913年的65万，增加到1919年的两百万。虽然是非常不严格的统计数量大大增加确定无疑。尽管工作时间长达十二三小时，而且工作条件极端恶劣。按照1924年的《上海工商局报告》，纺纱童工中不少只有六七岁，旁边堆放的棉花中时不时地能看到童工在那里打盹（即使如此，按照北洋政府的法律，罢工被严禁，其“开明”可见一斑）。从这个角度而言，工人的实际人数恐怕被低估。民族资本虽然对于后来的工农革命持反对态度，对于抵抗外来资本发展民族工业，这一点中国各阶层均有一致利益，民族资本也并不例外。五四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爆发。

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，是巴黎和会中日本强迫中国代表接受1915年对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。这里说一点有关二十一条的轶事。二十一条的背景是袁世凯为达到称帝目的，寻求日本支持，出卖国家主权而达到个人野心。滑稽的是，当二十一条签订后因为预计到称帝将引发中国政局动荡，不符合列强利益，反过来“以日本为首”联合英美法等列强对袁世凯进行“劝阻”。袁世凯称帝后不出所料，各地反袁运动蜂起，袁世凯立刻被列强抛弃，83天之后内外交困之中被迫取消帝制，不久后忧郁病死。袁世凯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，复辟帝制除二十一条以外另给中国欠下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巨额债务（甲午战争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赔款，折合3808万英镑）。为了显示“民愿”组织了各种请愿团恢复帝制，其中甚至有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。赵括有个习惯，喜欢在一些可以优哉游哉的饮食店看书，看到这里时忍不住噗哧就笑了出来，把旁边的人吓了一条，还不得不道歉。妓女乞丐至少还能为自己挣到点收入，而袁世凯出卖国家利益最后一无所获众叛亲离，落得的这个下场还真不如妓女乞丐。看看袁世凯和汪精卫的下场，这年头，卖国贼恐怕是最为艰难的职业之一了。

五四运动，值得注意的并非简单的学生游行示威。此前屡次有学生被捕被警察打伤，都没有引发事件的扩大。而当六月三日学生在东安市场进行抵制日货宣传时，再度遭到警察逮捕取缔，抗议浪潮立刻引发到全国以及其他各阶层。六月五日，上海交通行业罢工；六七八九日，一连四天上海各阶层罢工罢市，除去大众饮食店以外全部停业。北洋政府随即在六月十日屈服，罢免三名卖国贼（五四运动爆发后三人曾经提出过辞职，被“挽留”），六月二十一日正式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。五四运动胜利达到目的。

至于五四运动意义何在，这里首先说一点个人的感触，不少朋友提到过解放前农村的地主生活如何“落魄”，如何惨淡经营如何勤俭节约，并试图证明什么。在赵括的眼里，这首先证明了一件事，就是对于国民经济而言，在现代工业的冲击下固守传统农业已经没有出头之日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，首先要完成的必然是工业化，否则在国际竞争中没有获胜可能。从这个意义而言，说五四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人阶级显示力量，这个话固然不错，另一个角度看工人阶级总是伴随着现代工业出现的，说是中国的现代工业第一次显示出政治力量，恐怕是非常合理的结论。民族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相辅相成，总是同时崛起的。虽然二者的立场并非一直统一，时有对立，作为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开始进入中国政坛，引人注目。此后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大革命在这两种力量的成长下成为可能。对此，认识最为深刻的并不是别人，而是国民党的领袖孙中山。

自辛亥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以来，孙中山所策划的讨袁护法等战争均以失败告终。五四运动开始时，孙中山对此并无特别关心。但是当北洋政府被迫答应民众要求，撤职三名卖国贼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以后，一直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目的却屡战屡败的孙中山受到的冲击，可想而知。6月，即发表讲话，认为民众的力量超过枪炮几十倍几百倍；1919年10月改组中华革命党为国民党时，也宣称自从五四运动以来，“我国思想界空前大变动。为了获取革命成功，也必须进行思想上的变更。”同时，伴随着苏联的第一二次卡拉汉宣言，宣布废弃此前沙俄时代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，给中国社会各阶层造成巨大冲击，孙中山开始认真考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。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沃伊秦斯基来华后，即在李大钊的陪同下拜会了孙中山。按照他1925年的回忆，见面后孙中山连中国式的礼节都完全忽略了，单刀直入问起十月革命的情况。双方交谈不久后话题转到辛亥革命，而告别时孙中山再度谈起了十月革命。同时，孙中山询问了为了保持同共产国际的联系，能否在满洲设置强有力的电信局。1921年12月，出席了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，再度拜访了孙中山。马林在会谈中表示，为了进行中国革命，1，必须要建立强有力的政党，政党要同各阶层尤其是工农大众进行联合；2，为了以武力保卫革命，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军官学校。孙中山询问了苏联新经济政策的详情，与自己执笔的《实业计划》大同小异，对于马林的谈话有强烈共鸣。这次会谈基本上定下了广东国民政府的基调。1922年，苏联特命全权大使约菲来华，再度会晤孙中山，发表共同宣言。宣言中表示，1，废除不平等条约；2，北满铁路中苏共同经营；3，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。另来宣言中还声称，现在中国建立苏维埃制度不可能，中国的紧急课题在于国家的统一和独立，苏联将对此进行热心援助。此后国民党同苏联的接触，立刻热烈起来。

1923年，孙中山在接见美国纽约时报特派员布洛克曼时，表示（手头只有日语版本，反过来翻译，并非中山先生原文，请大家见谅）：
“如果列强改变对华政策（势力范围的划分政策），中国可以不经战争而统一。......中国民众愿意统一。但是各国扶植的政府在我们之间造成分裂。”
“我为了打倒北京政府，......愿意同任何人携手。我们对于从美国，英国，法国以及其他列强获得援助已经失去希望。对于南方（广东国民政府）的我们愿意进行援助的，只有苏联。”

对于日本，孙中山曾经因为清政府以及北洋政府的通缉流亡他国，在日本生活多年，有不少故交，也抱有一定程度的期望。1923年在对日本的政治家鹤见佑辅时表示：
“最近知道了苏联是对中国值得信任的国家。......然而，我们对日本并未绝望。为什么，我个人热爱日本，对逃亡时代时给予庇护的日本人抱有谢意。......日本应该放弃西洋流的错误的对华侵略政策，停止对北京政府的援助，从满洲撤退。做不到这一步日本不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感谢，中国人民将以怀疑的目光注视日本。”
同一年，为了改变日本对华政策，孙中山给他在日本流亡时私交深厚的犬养毅去信，表示：
“苏俄是欧洲被压迫人民的救星，作为强权也是劲敌。......现在亚洲人民遭受的压迫远甚于欧洲人民，因此为寻求救助是非常切实的事情。亚洲现在还没有能够帮助弱小，伸张正义的国家，因此只能寄希望与苏俄。......我们希望日本深思熟虑，对事态进行处置，不要再犯错误。切望。”
犬养毅没有回信。

这里插一句，孙中山亡命日本时得到日本友人资助，继续革命事业。在东京的京王线上有一站叫久我山，那里有一位帮助过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的日本人故居，现在在故主（已经过世）的希望下被改造成专门面向中国留学生的宿舍。赵括学生时代曾经申请过那里的宿舍，虽然没有成功，在里面看到了故主同孙中山，廖仲恺，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的合影，相当震撼，当时注目良久。因为不好意思在大家面前行礼，稍微鞠躬略表敬意。犬养毅作为孙中山的日本友人，既然当年能够帮助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，看来并非不可救药的“帝国主义”者。但是一旦涉及到国家利益，个人私交就完全不起作用了。对于孙中山的这封信，大概也只好装聋作哑。
关键词(Tags): 国民党 中国革命 五四运动
铁手 选转。无斋主人 荐,海天 荐,

赵兄这些苏联人名是直接从日文过来的吗？ 1
先送花一朵

这段历史我一直看的是国内出版物，有些人名翻译我猜一下：

卡拉汉----和中国历史书一样，是后来签署“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”的苏联代表那位？

卡拉汉宣言--------1919年“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宣言”？

沃伊秦斯基----维经斯基？

约菲----越飞？

马林----这个一样

知我者，海天也 1
对。卡拉汉和马林我知道，因此就直接写上去了。另外两个按照日语发音估计的。日本资料大都称1919年的卡拉汉宣言为第一次卡拉汉宣言，1920年又发表了第二次，同第一次内容大致相同，更为具体。

哈哈，“约菲”还好说，“沃伊秦斯基”着实晕了一把
孙文越飞宣言，名字比较响。

“沃伊秦斯基”着实晕了一把，既然说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云云，才估计可能是维经斯基。

所谓的资料你从哪里找的？
我也在国外，怎么就不知道去哪里找所谓的资料。资料也有很多，哪里的会有意思一些呢？

一个问题，这个“六三”罢工罢市的组织者是谁？


最后于2007-05-22 21:52:23改,共2次;

5月以来,尚书大人好几篇原创,莫非灵感有若泉涌乎

有一个方法，就比较麻烦些。
先查原文拼法，然后再回查中文。太平洋战争南洋地方这种问题更多，头很疼的。

最后一招：干脆不用中文名字，诺门罕事件里我就是这么干的，开口就是xxx高地。哈哈。

一个问题～
曾经在本经济史上读到这样一件事。
鬼子支持袁世凯好像借给他一亿银元，后来袁世凯被推翻这笔钱就不了了之了～
在中文的媒体上好像也看到过类似说法，说袁世凯条约签了，但是实际上基本不履行，变着花样的违反，借了不少银子也都没还鬼子。
不知道有没有相关资料证实下～

关于袁世凯消极抵抗二十一条的内容 1
是从张建伟的报告文学中看到的，好像是《老中国之死》，可以参考下。

民国人看袁世凯，就好比本朝人看蒋介石

这些书我都是从日本的旧书店买的
两年前我工作地点就在神保町，日本很出名的书店街，几乎每个中午没事都去看看，淘到不少。其他国家的就不熟悉了。

人家本来就没指望还钱 1
早在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之前，清政府的各项贷款协议签了三十多了，已经是要借旧债还新债。遇到《马关条约》这种立刻要还的逼债，只有去借款。偿还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，从这英俄两国分别借了九千五百万左右。结果被沙俄趁机渗透东北一直到华北，英国方面我手头资料不详，但显然不会白给。中国所拖欠外债早就超过偿还能力，不过是以这些协议为借口行侵吞中国政治经济权利之实罢了。袁世凯倒不见的是故意不履行，他还得起嘛。列强也不见得是不想要，袁世凯的底细哪能瞒得过这些“狡猾狡猾地”。

一头牛身上作扒下来两张皮的样子，确保扒下一张皮而已。实际上大家谁不明白，也只有一张皮可扒。

最后于2007-05-23 01:36:05改,共2次;

是，人名还好办，凑合凑合就算了
上面说的共产国际代表毕竟只出现了一次，我就偷懒了。地名可惨了，经常是拿着地图都不知道去哪里找。

手头这些资料放了两年多了，一直没细看
最近有点空闲，看看，感觉政治外交的趣味比军事一点不逊色，就写些。希望大家不吝赐教。

越飞同时访问日本，引起“轰动”
当时十月革命的风潮还是很有影响力的，这位越飞同志到来日本会不会引起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情绪高涨，日本方面一直很犹豫，最后总算允许来访。到达东京车站当天，东京车站布置了三百多军警，尤其关注几十名社会主义者的积极分子，总算没有出现“不稳定”事件。但是当越飞同日本阁僚后藤新平会谈时，一些激烈的反苏反共分子冲进了后藤官邸要求会见越飞。西伯利亚出兵后日本在苏联远东地区已经投资数千万日元，不能眼看着打水漂，有意改善同苏联关系，最后总算没出大乱子。

这个我一直是有点怀疑的 2
苦于没有确切材料佐证。我非常怀疑是民族资本家，至少纵容。1928年蒋介石复归后继续北伐，爆发济南惨案，再度引起罢工抵制日货等行为，上海工商界对此有一定程度的支持（虽然不愿意工人运动过于蓬勃，也多有限制）。抵制外来商品发展民族经济，这一点中国各阶级阶层有共同立场，民族资本家也不会例外。

早在清政府时期的中法战争时当法国军舰受伤后驶往香港检修，香港工人就有过罢工，拒绝修复法国军舰的举动。尽管英方威逼利诱，最后法国军舰仍然被迫驶往日本修理。所以我个人推测，是工人自发罢工，民族资本家纵容不加限制，或者明暗中有所鼓励。

最后于2007-05-23 11:20:17改,共1次;

谢谢。奈何查不出这等请愿性质的罢工运动的领导者的名字...
虽然前些天见你和子玉谈这个“五四”，已思及此事，搜出个只言片语，六三的罢工有民族资本家要求罢工的情形~不过也就是只言片语。

就是忒纳闷，若是工人自己组织，那工会的领导应当名声极响；若是商人互动效果，那这中间牵头的那位，不是一等一的人物，也是不得了的豪杰——到底是何等运作手段，居然如此深藏不露！？

【原创】日本“帝国主义”资料下的中国革命和国民党 二 25
前面有朋友问起北洋政府向列强贷款并且抵赖的问题，这里对赔款贷款顺便做一个简介，方便大家理解列强的对华政策。

在甲午战争之前，清政府的各种赔款贷款协定已经签了三十多，无法偿还，陷入借新债换旧债的死循环。在这种情况下甲午战败后签订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加上后来“还辽费”以及“威海卫守备费”一共赔款两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白银。同日后的《辛丑条约》分39年支付不同，日本要求立刻支付（目的在于获取外汇储备，建立现代化的货币制度），而当时清政府的年度财政收入才七千万左右，显然无力负担，为此不得不寻求外来援助。1906年俄法联合通过所谓《俄法洋款合同》向清政府贷款9051万两，作为对抗英德联合向清政府贷款9762万两，均以海关关税为担保。除去经济负担，两广云南的矿山为法国资本优先，税务司聘用俄国人，并在1896，1897年继续和沙俄签订了东北铁路专营，卢汉铁路（卢沟桥-汉口）铺设等协议，铁路沿线有驻军权利，沙俄势力自然渗透到东北华北。此后的德国强租胶州湾，英国进一步攫取扬子江流域经济特权等等都与这些贷款协定有关。清政府早已丧失偿还能力，作为交涉对象的列强对此仍然“大方”，当然不会白给。此前列强的势力范围不过局限于沿海各地，此后深入内地，加上税率不自主，中国成为列强商品的倾销地。此后中国虽然经历辛亥革命，实权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攫取，各种不平等条约依旧。1914年度贸易赤字三亿一千万两，注意这个数字仅仅是贸易赤字部分，还没有包括关税担保部分。按照1929年的资料，总额三亿一千万元的海关税收中两亿五千万直接存入外资银行，中方根本拿不到；1929年国民政府全部财政收入为四亿两千万元左右，还有超过38%要作为对外贷款的偿还抵押支出。虽然这些数字并非一夜之间达到的，很显然列强从中国攫取的仅经济利益已经远远超过了赔款借款本身。我丝毫不怀疑列强对于袁世凯等人的“赖账”行为实际上并不介意（表面上的姿态还是要做做的），只要能保证税率不自主，关税不自主，租界治外法权等特权，借款本身不过是一笔小钱，大家心照不宣而已。即使是《辛丑条约》，规定39年付清，连本带利约9亿两，平均一年两千多万，和一年三亿多的贸易赤字相比的确是小事一装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，给了中国民族资本一个发展的良机，但是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下的不利地位并没有改变。随着战后列强卷土重来，中国必将受到巨大冲击，可想而知。我手头没有中国的详细资料，拿日本资料做一个类比。自从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对外贸易一直是逆差，日俄战争欠下的18亿内外债务有增无减，到了1914年日本欠债25亿日元，其中外债部分15.2亿，外汇储备三亿多日元。随着大战爆发，1915年以后协约国军火订单蜂拥而至，日本大发战争财，外贸一跃成为顺差，到1919年外汇储备超过19亿日元。但是随着战后欧美列强卷土重来，日本再度陷入贸易逆差，连年赤字，到1929年外汇储备仅存九千万日元。对比一下中国1919年贸易逆差一下子缩小到1914年的6%左右，这一点上中日两国还真是“一衣带水”。战后随着各国资本卷土重来，受到的冲击恐怕同样要“一衣带水”了。

社会动荡自然造成了各方面要求变革的呼声。中国大革命就在这个背景下爆发。1920年到1927年，国际局势对于中国革命也相对有利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实际上破产，虽然通过巴黎和会制定了凡尔赛体系，英法表面上保证了政治上的领导地位，经济财政上无力负担。一直到1924年美国资本大举援助德国复兴，欧洲局势动荡不安（这件事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政治大国的重要标志之一）。日本由于经济负担沉重，以及1923年的东京大地震造成巨大损失，对外政策一直举棋不定。一方面有为了摆脱困境再度进行扩张的意愿，一方面又因为经济困难而缺乏对外扩张的能力。因此对华政策执行的基本上是后来被称为“币原外交”的确保在华各种利益的同时，并没有进一步扩张的相对妥协路线。当然，响应孙中山的呼吁放弃在华特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被接受的。

1922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此后不久，从莫斯科返回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带来了共产国际指示，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，通过这个方式实现国共合作以及革命目的。这个指示很显然，同马林的个人经历有关。马林，荷兰人，曾经以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在印尼活动，帮助当地的民族独立运动。共产党员（第三国际成员）以个人身份加入当地政治团体进行活动，是他在印尼亲身体会过的事情，达到了一定的成功。但是这个方针对于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而言，当然是个严重的话题，内部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，最后在1923年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勉强超过半数，通过。马林和共产国际对此的影响，不言而喻。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资料：

“1922年8月，总理（孙中山）回到上海后，共产党员陆续加入本党。首先加入的是李大钊，介绍人张继。李大钊当时对孙中山表示，作为第三国际的成员他不能退出，这有没有影响。孙中山回答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你一方面保持第三国际成员身份，一方面加入本党不就可以了。”

对于孙中山而言，共产党员只要承认国民党的政治纲领，服从国民党的组织纪律，加入国民党不如说是有利的支援。此后国共合作的风气形成。1923年8月，为了研究苏联的军事政治路线，孙中山派遣蒋介石赴苏联。1923年11月，发表《国民党改组宣言》，在演说中，孙中山作了以下讲话：

“到目前为止的三大事业（辛亥革命，反袁，护法战争）都没能达成革命目的。......为什么革命不能成功，是因为本党力量欠缺。缺乏的是什么样的力量呢，不是别的力量，是人民的心力。......对于革命行动，缺乏人民的心力，将无异于无根之水。”

24年1月，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。大会决定了“联俄联共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，共产党员就任国民党一些重要位置。24名中央委员中，有李大钊，谭平山，于树德三名共产党员；15名中央候补委员中，有林祖涵（伯渠），毛泽东，瞿秋白，张国焘等7名共产党员。林祖涵就任党农民部长，谭平山就任党组织部长；军政最高顾问为共产国际代表鲍罗丁。外交方面主要有,

1 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,如租界,领事裁判权,外国人关税管理权等等;

2 自动放弃在华特权的国家,以及破坏中国主权条约的国家,给予贸易最惠国待遇;

3 中国和列强签订的诸条约,凡有损中国主权均予以审查;

4 中国所借外债,在不损害中国政治经贸利益的前提下,保证偿还。

上面已经分析了，对于中国而言借款本身并非大事。第四条虽然有对列强妥协意味，相当有限。另外做出了一项重要决定，以苏联资金为基础建立后来被称为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，蒋介石任校长，第一期学生五百名。此后苏联武器大量运到广州，武装广州国民政府。苏联派出军事代表团，首脑为化名加仑将军的布留赫尔。军校重视军政两方面教育，1924年10月即爆发买办陈廉伯等人的雇佣军同广东国民政府的冲突，军校的学生军前往镇压，成功解除对方武装，初次显示威力。1925年，东征陈炯明，广东国民政府事实上控制广东全省，军队发展到8万。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工农运动的支持，并非简单停留在口头上。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，6月香港工人为了支援上海广州工人的罢工行为，同时举行罢工，遭到英国方面镇压，引发省港大罢工。省港大罢工从1925年6月持续到1926年10月，长达16个月，其间徒步返回广东的工人约10万，罢工工人总数超过25万。广东国民政府对此进行了密切配合。廖仲恺等发表讲话，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对英经济绝交，为了对抗英方对工人的镇压姿态反过来封锁香港，香港顿成“臭港”，渐成“死港”。按照英方发表的调查结果，1924年8-12月每天均有160-240艘英国商船往来的广州港，1925年同期最多不超过27艘，最少只有个位数，其经济损失可想而知。同时广东国民政府对罢工工人进行财政支持，对返回广东的工人进行妥善安置。在政府的允许下，工人拆除赌场烟馆改造成工人的宿舍食堂，并且组织了强有力的纠察队。东征陈炯明时，农会组织已经在彭湃等的领导下扰乱陈炯明后方，牵制作战。东征胜利后，各地农村实权落入农会手中。

这里对关所谓的“代表某一阶级”的说法略加评论。这并非简单的说说而已。以广东国民政府在上述行为，即使声称代表全中国各阶级阶层利益，大资本家，买办和地主阶级就不会认同这个说法，而工农当然会认为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/政府。实际上在上述运动中，虽然各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发展民族经济上有共同点，也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联合，在列强的威逼利诱分化瓦解的政策下，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提出了17项妥协条件，单独停止罢工，违反抵制英日货的约束，削减对各地罢工工人的救济金援助（当然此前有一定支持），强制复工。各阶层出于自己的利益行动上有分歧，一目了然。作为真正要进行政治行动的政党，在社会矛盾激烈的情况下是无法在实际意义上代表“共同利益”的。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，这并非单纯的主观论断和政治口号，而是政党在政治纲领和政治行动中具体体现出来的客观事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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